草样年华Ⅱ

0 生活像一杯摩卡咖啡,苦中透着甜,甜里掺着苦。
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说法,我更愿意说:
生活像一块正在发酵的臭豆腐,越放越臭,越臭吃着越香,才越有滋味。
1岁的时候,我每天忙于喝奶尿床,抽不出时间干别的。
2岁的时候,我会站着尿尿了,知道了这种东西不应该尿在床上。
3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开始了集体生活。同年,因为揪小姑娘辫子,受到生平第一次批评。
4岁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人和我不同,她们无论大小便,都蹲着。
5岁的时候,我幼儿园毕业了,第一次拍毕业照。
6岁的时候,我学会了“bpmf、dtnl”,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十二年后,开始用电脑打字了,才知道并没有白学。
7岁的时候,我会做50以内的加减运算,买东西知道要找钱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面额100的人民币。
8岁的时候,我戴上红领巾,每次升旗都得伸胳膊,酸酸的。我希望国歌能快点放完,或者国旗能快点儿升到旗杆顶。后来才知道,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进行。
9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同桌,因为胳膊过线,被她用削尖的铅笔扎出一个黑点儿,从此知道了女生不好惹。
10岁的时候,我在放学路上被附近中学的两个男生劫了一块三毛钱,从此知道生活充满坎坷。
11岁的时候,我在作文里写道:我要当科学家。
12岁的时候,我进了中学,每年六月一号不再放假。
1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4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内裤湿了。
15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送出去后石沉大海。
16岁的时候,我上了生理卫生课,感觉不像在学习新知识,而是复习。
17岁的时候,我躲在学校的厕所里抽了第一根烟,希尔顿牌的。
18岁的时候,我考上大学,很高兴,父母比我更高兴。
19岁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个词:郁闷。 20岁的时候,我能喝8瓶啤酒了。
21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发炎了,有了阴影。
22到25岁的时候,我似乎不会高兴了。细细想想,这是上了大学的结果。
大学四年到底留下了什么?
有人从高中时的三好学生发展到大学里的补考专业户,至今最高学历还是高中毕业。
有人从不会电脑开关机用两个指头敲键盘升级为游戏高手,代表祖国征战世界赛场。
有人在床上度过了四年,培养了有事儿没事儿都在床上躺着和每天睡眠不能少于十二个小时的生活习惯,大学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穿着学士服躺在床上拍的。
有人找了女朋友,毕业后共筑爱巢,幸福甜蜜,优生优育。 还有人……
但所有大学生都不能逃脱的事实是,竟然因为上了四年学,被卫生部指定和农民工兄弟并肩成为艾滋病高风险人群。这意味着即使连异性手都没拉过的青少年,进了大学也会成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点。
这便是四年大学带给学生们的共同结果,而不是毕业证。这说明,在大学里,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1
很多学生和家长以为上了大学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前途无忧,而大量毕业生待业、读研、自主创业(不得已在天桥上摆个摊、在小区里开个小卖部、去街头卖肉)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确实会有人找到好工作,但不一定是你,就像每个月都有人中五百万,却不是你,一个道理。
20世纪90年代,人们说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十个人,六个是经理,还有两个副经理,剩下的两个,一个是经理的儿子,一个是经理的媳妇。现在街头倒下一张广告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得有六个本科生,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剩下的那个是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李正赶往学校报到的大一新生。
二十年前,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大学生能享受到大熊猫一般的待遇。现在大学生的境况无异于普通的
2 毕业三年了,我们宿舍的六个人,有三个仍留在学校。
我上铺的杨阳,大四被学校开除后,重新参加了高考,上了中文系。之所以仍考回这所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而我们的分析是:杨阳不是不想上北大,又考回这里,就是因为分数线低。中文专业自古以来就是培养官宦的沃土,很多人都以学习中文为跳板,来实现当官的梦想。一小部分人因为做官不成,才当了作家。而杨阳的理想是做一名批评家,很多社会现象他都看不惯,要以笔为枪,向敌人开战,像鲁迅那样。为了手头宽裕点儿,杨阳的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他比鲁迅更勇敢的地方就是,鲁迅至少用过二十多个笔名,而杨阳一直用真名,他说,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到了哪里老子都叫杨阳。我们说杨阳的出现,让黯淡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重新看到了希望,鲁迅是一百年前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现在老天爷又开恩了,让杨阳拿起了笔。杨阳却说,毋宁说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是上天赐给鲁迅的财富,而当代社会暴露出的问题,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让自己唠叨两句,真不知道还能干点儿什么。
我们宿舍学习最好的张超凡,毕业那年和一家国企签了七年工作合同,以为这辈子就稳定了,可是上了一年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以前张超凡对政治从不关心,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的事情,作为一个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上面出了事情,即使自己蹦出好点子,人家也不会听的,自己只是一个坐车的角色,车往哪儿开,哪条道好走,司机自有主意。既然上了车,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瞎说话,公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通常都贴着小纸条:请勿与司机攀谈。后来因为在国企工作,便养成了关心政治的习惯,每天有足够的时间看报纸,单位也订了足够多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之所以很多,和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是分不开的。每当看到地球上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张超凡便会和同事们展开讨论,为他们出谋划策,要不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话题唠唠,消磨时间。讨论到十二点,便暂告一个段落,拿着饭盒奔赴食堂,吃完饭回宿舍睡午觉。下午本该一点上班,通常都一点半以后才出现在办公室,接着读报。
家猫。也许再过五年,大学生就成了被遗弃街头的野猫。
如果日报看完了还没到下班的钟点,眼睛还不疼的话,这时候晚报也到了,可以接着看。想溜达溜达,就先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有孩子的去幼儿园把孩子接了,然后回来照一眼,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在国企虽然必要劳动时间短,但工资低、锻炼少、进步小、衰老早,长此以往,人将不人。眼看着去了外企的同学住进自己的房子,开上自己的汽车,张超凡心里便起了痱子,报纸改看房地产和汽车专版,看了半个月,发现这两样无不对钱提出很高的要求,于是想辞职去挣钱多的地方,可是违约金一年两万,合同期限还有六年,为换工作
自己先掏十二万不值。张超凡虽成绩好,可毕竟不是杨振宁、袁隆平那样的人物,没有哪个公司愿意给他出这笔钱。他想到了考研,合同里并没有规范这一条,考上研就可以溜之大吉,于是第二年考上本校的研究生,依然是本专业,这辈子还算没耽误太多。
上大学一直混日子的齐思新,毕业前捡了一个便宜,去了某电子设备公司。上班半年后,公司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开始的时候让他画电路图,他把图交给张超凡画,每月工资分给张超凡一半,反正张超凡在国企也不忙。公司见齐思新交来的图画得不错,就让他做了项目负责人,很多事情都需要现场解决,容不得拿回家干。这下他的真实能力暴露无遗,也就是一个中专生的水平。临辞退齐思新前,公司问他以前的图都是谁画的,他说是一个同学,公司说能不能把那个同学介绍过来,可一听张超凡还有六年多的合同在身,就说如果那个同学愿意,让他六年后联系我们。有了惨痛教训,齐思新发现必须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以前还嘲笑张超凡学习认真,现在看来,社会的眼睛里容不得人渣,自己只有完成从人渣到人才的改造,才能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于是他考了本校的双学位,经济管理专业,再有一年毕业,立志日后做一名职业经理人。
我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找了一份机械销售的工作,上班三年,只做出十几万人民币的销售业绩。如果是卖菜,这个成绩很不错,但公司卖的是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机械设备,这点儿钱证明我每年只卖出几个螺丝。老板说,要是卖螺丝我还用你。于是,我便被打发了。
其实这个破班我早就上着没意思了,想不干又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所以就一直耗着,一耗就是三年。就像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走在大街上被车撞了,死了,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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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舟给我打了电话,约我晚上在马克西姆餐厅吃饭,因为那里是法国餐馆,她吃了三年法国菜,几顿不吃,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做。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多次路过马克西姆,却没进去,那里不是我这种人光顾的地方,我流连忘返的场所是街边有烤串和燕京啤酒允许大声喧哗随便抽烟即使把脚拿到饭桌上也无人干涉的小饭馆。如果痛快是吃饭的标准之一,马克西姆显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要说好吃,那里的牛排不一定比得过肥牛火锅;如果为了格调,带着面包矿泉水去图书馆吃会更高雅。当然,价格原因是主要因素,以我目前的吃喝观看,花上饭食成本价值十倍的钱去图个气氛和品位,不值。所以,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我都投去不屑的目光———并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我知道这个葡萄甜,但哥们儿就喜欢吃酸的———而门童会拿眼睛向我挑衅:牛逼你就进来!我也用目光回敬他:牛逼你丫坐在里面吃,别在门口站着!
但即使现在一百个看不上,周舟要去吃,我也得有所准备。我看了看钱包,里面没几个钱了,勉强够喝粥的,还不能是太好的。上次在一家粥城吃饭,最便宜的白米粥居然要八块钱,贵点儿的够我吃一个月食堂。看着五花八门的粥名,我想,“春雨贵如油”这个说法该改成“春雨贵如粥”了。
可是现在已经五点,银行下班了,取不出钱,惟一里面有钱的一张储蓄卡自从上次钱包丢失后一直没有挂失,也没有办新卡。我掏遍身上的兜,又把脸盆里要洗的衣服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掀开褥子检查,最后还给宿舍乃至整个楼道做了一次彻底扫除,卫生死角被我掏得倍儿干净,张超凡以为丢失的英语六级磁带和杨阳不见了的左脚的球鞋以及齐思新随手一塞的内裤都让我发掘出来,但是找到的钱加一块儿也没超过五块,要不是时间来不及的话,我都有心给整个学校做一次大扫除了。
只好借钱了。我用扫帚挑着捡到的球鞋去找杨阳,说:“你心爱的球鞋让我找到了,你不是一直苦于只有一只鞋因而踢球的时候一脚穿着球鞋一脚穿着皮鞋以致金左脚都发挥不出威力吗?现在我替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杨阳拿过鞋,闻了闻说:“没错,是我的,放这儿吧。”随手放到书桌下。
我说:“难道你就不问问我有什么需要吗?就不想帮我一把?”
杨阳说:“我就觉得你今天不对劲,居然主动打扫起卫生来,不是准备入党吧,想让我替你写报告———那我可不会,搞点儿歪理邪说你可以找我。”
我说:“我是一个有觉悟的公民,怎么能搞歪理邪说,我就是想找你借点儿钱。”
杨阳问:“借多少?” 我说:“越多越好。”
杨阳掏出身上几张面额不超过十块的纸币和面值一毛以下的钢镚儿。
我说:“这点儿不够,你再找找。”
杨阳说:“都在这儿,连我的晚饭钱也给你了,我这就上床睡觉,免得饿得难受。”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杨阳说:“要不我再去趟健身房,给你凑点儿钱。”
大三的时候,杨阳上课从不带书包,偶尔带个本,更多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就人出现在课堂上,然后又立即在点名后消失在课堂上。但每当我们约好课后去健身房的时候,他总是背着书包,哪怕是班会,也包不离肩。原来是为了背走健身房里的杠铃片,好卖了钱喝酒。
杨阳的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我校力量型健美爱好者在想加重杠铃的时候,无片可用。学校三天两头买来新杠铃片,杨阳三番五次背走杠铃片,一学期下来,杨阳别的地方的肌肉没练出来,肩膀的肌肉格外发达,都是背杠铃片背的。杨阳的动作,神出鬼没,无论看健身房的老师怎么睁大眼睛盯着,杨阳总能满载而归,并于次日喝得酩酊大醉,为此,健身房安装了监视器,并将镜头对准杠铃片,还派一个人二十四小时守候在监控房。开始杨阳并不知道装了监视器,进了健身房,走到杠铃片前,一手拿起一个掂了掂(太轻的他不拿,卖不了多少钱),然后假装练习蛙跳,在原地蹦了几下,如果没人注意,就拿着杠铃片蹦出健身房装进书包了,却突然听到头顶有机器的响动,抬头一看,一个监视器正照向自己,下面的红灯一闪一闪,杨阳并没有惊惶失措,毫不在意地又跳了几下,然后放下杠铃片,一脸平静地走到垫子旁,做起仰卧起坐。从健身房回来后,杨阳说:“是我加速了学校现代化的进程。”但这可苦了校园情侣,学校不仅在健身房装了监视器,还在所有角落和隐蔽处也安装了,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处,只要没出学校,便逃脱不了镜头的监控,这使得那些心急火燎把本该在床上进行的事情找个旮旯就解决了的男女生们失去了隐秘家园,以前张超凡下了晚自习走出楼门,总能听到教学楼顶传来浅吟低唱的女声,轻灵婉转,好似天籁之音,自打安了监视器,这种缥缈动听的声音就消失了,张超凡坚信,曾经听到的,是外星人的呓语。
被杨阳顺手牵羊的东西,不止杠铃片,还有饭馆的扎啤杯。有一次同学过生日,我们在饭馆喝了不少扎啤,那天张超凡也在,他是下了自习背着书包直接过来的。吃完饭我们回到宿舍,张超凡打开书包准备背单词,却发现里面装着一个扎啤杯,对此大惑不解。杨阳拿过杯子说:“趁你不注意,我装进去的,觉得拿回来喝水不错。”张超凡终于琢磨过味儿:“我说回来的路上怎么感觉书包这么沉,还以为越吃越没劲儿。”从此大家对杨阳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手到擒来,还能借鸡生蛋。
那个扎啤杯先是被杨阳用来喝茶,但容量太大,每次要抓一大把茶叶才能沏出味道,太浪费茶叶,于是改成饭盒用,可以盛六两米饭,菜放底下,饭打上面,可扎啤杯是玻璃的,透明,回宿舍的路上,被同学看到底下的肉菜,人人都要铲上一勺,回到宿舍只剩六两沾着菜汤儿的米饭了,一气之下,杨阳又把扎啤杯当成刷牙缸子,因为以前喝扎啤喝惯了,每次拿起扎啤杯放到嘴边,都要喝下里面的液体,刷牙的时候不习惯,把水喝进嘴里没吐出来,统统就着牙膏沫子咽进肚子,弄得胃一阵一阵地疼,最后只好把扎啤杯放到书架上,任它在
那里落土。后来杨阳被学校开除,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这个落满尘土的扎啤杯,觉得扔了可惜,要留给我们作纪念,我们也没什么用,让他自行处理掉,他说:“既然能把它拿回来,我也能再给它放回去。”于是在杯底做了记号,又放回饭馆。后来我们去那家饭馆吃饭,再次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眼前便浮现出身手敏捷的杨阳的形象。
现在杨阳又要重操旧业,我说:“你忘了,健身房可都装了监视器。”
杨阳说:“这也没什么的,最近我算想明白了,想在监视器下面干点儿什么事儿并不难,可以站在监视器后面,用帽子或衣服把它蒙上就行了。”
我说:“算了,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就别干那些事儿了。”
杨阳说:“要不你再等等,我下周回家取生活费。”
我说:“我记得你上周才回家取了生活费,也没见你花天酒地啊,钱都哪儿去了?”
杨阳拿出一张欠条说:“昨天都让张超凡借走了。”
我拿过欠条一看,上面写着“今借杨阳同学人民币500元,向毛主席保证,半月内无息全额奉还。”后面是张超凡的签名和手印。
我又去找张超凡,拿着磁带对他说:“我把你的英语磁带找到了,你过了六级的话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我不稀罕口头感谢,来点儿实际的,有钱吗?借我点儿。”
张超凡说:“呸,感谢你,没门儿,恨你还来不及呢,我正想给自己找个不去考六级的理由,磁带掉床下故意不捡,现在你把它摆在我面前,让我进退两难。”
我说:“那我再把磁带放回床底下,或者扔到垃圾桶里,帮你彻底断了这个念头。”
张超凡说:“那不行,两者不是一个概念,磁带掉了我不捡,是被动不考试,而扔磁带,是主动不考试,我心理上过意不去。”
“考不考试是你的事儿,现在不跟你计较这个问题。”我说,“找你是来借钱的,别说你没有。”
张超凡说:“可我真的没有。”
我说:“怎么可能,你昨天刚从杨阳那儿借了五百块钱。”
张超凡说:“我给花了。”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堆传销公司的产品,“都进了货。”
看着那一堆花里胡哨的瓶瓶罐罐,我真想教育张超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不要再沉迷于这类活动,但今天时间来不及,暂且留待以后。
我又用不知谁画图的丁字尺挑着齐思新的内裤去找他,说:“你不总觉得冷吗?就是因为少穿一件衣服,我在床底下帮你找到了。”
齐思新说:“好事做到底,你帮我洗干净了更好。”
我说:“都脏成这样了,还能穿吗?不过也得看是谁洗———你借我点儿钱,我帮你洗,洗完保准跟新买的一样。”
齐思新说:“就怕借完了你不还,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去买新的。”
我说:“我是那种人吗?我以我的名誉做担保。”
齐思新说:“本来都想借给你了,一听你要用名誉做担保,我又犹豫了。”
我说:“你丫别废话,有钱赶紧拿来。”齐思新牛仔裤兜里鼓鼓的钱包已被我尽收眼底。
齐思新掏出一张五十的给我,我说不够,他又拿回五十的,换成一百的,我说差远了,别那么抠门,然后自己去掏。
齐思新赶紧躲开,说:“你是借钱还是抢钱,要是抢钱的话,你应该去银行,那里的钱可比我这儿多多了。”
我说:“你包里的钱就够我用的了,我一会儿和周舟吃饭。”
齐思新说:“我一会儿也要去见个女的,我二姨介绍的,如果看得过去,我得请她吃饭,只能借你一百。”
我说:“要是看不过去呢?”
齐思新说:“那就算了,顶多请她喝杯水,然后就分道扬镳。”
我说:“我跟你去,希望她长得惨不忍睹,你就可以把钱借给我了。”
齐思新说:“你去也好,万一她是天使下凡,我一激动,请她吃了大餐,钱不够还能管你借点儿。”
“还天使呢,拉屎的屎还差不多,你自己去吧,我不陪你闻臭味了。”我说,“看来只有去卖血了,但愿街头的献血车还没开走。”
齐思新说:“那种地方不能去,上回我从车下路过,被一个披着绶带的女护士拦住,非要给我介绍血液知识,我正好没事儿,就跟着上了车,听她讲了一通献血有百益无一害的理论,听得头昏脑涨,觉得好像不放点儿血就有损健康,于是撸起袖子说‘抽吧’,小护士就把针头扎进我的胳膊,抽完她说了声‘谢谢’,还为我放一首《爱的奉献》,又给了我一个汉堡吃,只给一个,我吃完想再吃一个都不行,除非再献200CC,更甭说钱了。”
钱是弄不到了,我给周舟打电话,问不去马克西姆行不行,周舟似乎猜出我的顾虑,她说:“不行,你直接过来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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